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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我的年:被互联网无情吞噬

  他孙子请来的歌舞艺术团对乡间的巡回演出显然非常熟悉,在发现客户家电压不稳的情况后,他们及时赶往镇上,借来一台发电机解决了问题。

  等待人们从火炉边起身重新聚集到舞台下方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首RAP。我一度怀疑我的耳朵——换作是你在常德市汉寿县月明谭乡听到这样一首音乐,你也会有这样的反应。

  然后我发现:控台上的输出设备只有一台OPPO牌的手机,它显示这首歌来自“网易云音乐”里一个名叫“节奏感超强的DJ混编舞曲组合”的歌单。

  在汉寿,人们的新年民俗开始出现了新的标准程序——当人们到亲友家拜年时,第一句是“新年好”,第二句则往往是“有Wi-Fi吗?”

  通常都有,但WiFI不是为电脑准备的。我在常德待了6天,没有见到过除我之外的其他人使用过电脑——我们曾对电脑寄予厚望,但真正让世界变平的,是手机。

  建立社交关系的物理成本,曾经极大地限制了人类的社交行为。在古代,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产生于家族成员之间、邻里之间——从根本上说,这造就了我们的血缘和故乡。

  但是移动互联网让背景悬殊的人用上了一样的手机,听起了一样的音乐,也开始让他们彼此之间建立起从前难以想象的关系。一顿饭、一杯咖啡、一场电影变成了在“关注”按钮上的轻轻一击,物理空间上的限制也被完全抹平。

  每个人的社交关系数量都在迅速膨胀。2G时代手机的通讯录最多只能添加255人,却很少有听说谁的通讯录不够用。但现在,许多人在网络上的社交关系数量都要以千计数。

  而且,血缘、家乡对我们来说是与生俱来的,网络关系却是我们一生中不断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从自由选择社交关系和信息来源的角度说,我们肯定是历史上最自由的一代人。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和亲友一年一聚,却在寒暄两句之后,低头刷起了手机——也许手机上的人际关系确实对我们更有吸引力。

  能够以高效率主动筛选社交关系和信息来源的一个结果,是“有趣”的标准被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公平地说,“无趣”才是多数人生活的普遍状态,但互联网让我们发现,原来不必像以前那样忍受它。“有趣”几乎被今天的一些互联网精英吹捧为一种宗教——他们凭借自己的“有趣”,坐拥成百上千的粉丝。与此同时,更多“无趣”的人却遭受着某种意义上的冷漠。

  “有趣”的高标准压制了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社交表达,所以我们争先恐后:弹琴唱歌、四杀五杀、刷弹幕刷火箭、直播吃饭——如果不能在网络上受欢迎,就注定要在线下被漠视。

  过去多年间,丰裕的物质条件不断吊高我们的胃口,最终瓦解了我们对“年饭”的期待。而现在,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标准不断提高的“有趣”,则开始瓦解我们在文化意义上对“年味”的期待——无论是远高于日常标准的庆典式的仪式感,还是原本偶尔才被允许的放纵的狂欢,如今我们都习以为常。

  年初二,我给身处无锡的母亲连续发了5条视频——在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虎山外的游人,透过他们的手机,从不同角度发来了老虎袭人的现场视频。

  我妈逐一播放了这些视频,然后表示了抗议:“你给我发这些干什么?我以为是我孙子的视频呢。”

  长辈对互联网的态度是最淡漠的,他们大部分的人生曲线都和互联网相平行。他们围坐在火炉边,打牌、下棋、看电视。

  年长于我的同辈大多是互联网的新一代移民,在家族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们抵抗网络和手机的诱惑,他们和不同的人寒暄,阻止孩子们沉溺手机,为这个难得的相聚时刻供应着粘合剂。

  当然,互联网确实还不能为我们提供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和人相处,除了获取信息,我们同时也在体验着愉悦、激动、兴奋、愤怒、爱……社交行为中的大量信息,是无法在网络上被编码和传达的——即使有了VR,恐怕也不行。

  “互联网原住民”一代最是如鱼得水,他们的年龄还不足以让他们深刻体会“那些东西”的价值,而他们丰富的互联网经验却让他们最了解如何用手机为自己找到乐趣。

  上高中的堂侄有时戴着耳机看一部美剧,有时玩王者荣耀,偶尔用两台手机,一边戴着耳机看美剧一边玩王者荣耀。

  他在看《This is US》,讲述三个不同背景的美国家庭彼此交错的生活,温馨感人的亲情故事。